诗歌架起杏林同行沟通虹桥 ——北京朝阳医院王左敏教授访问华西诗社

第一，获得通知和参加会议权。

哈贝马斯49再次为我们提供了线索。这一被学界称为早期近代的历史时期，是欧洲大一统的罗马基督教帝国意识开始瓦解的关键阶段，也是地方性民族意识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的政治和法律思想线索集中反映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中，并通过各种地方化王国和城邦对该知识遗产的挪用和转化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化目的。

37其倡导者挑战宪法秩序对于人民的先定预设，认为条约同样构成宪法化的依据，38随着条约成为新政治实体的法律基础，缔约国放弃决定文本的原初权力，并授予新实体进行行动的权威，因此它起源上是条约，本质上是宪法。就对人民通过政治行动决定关切自身政治事务而言，这种立场明显吸收了共和主义的思想遗产，并将其纳入成文宪法的规范框架之内。四、结语：超越民族国家的宪法政治 通过将欧洲现代宪法理论的生成放置在欧洲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本文首先证明了这种宪法理论的民族国家背景。【内容提要】 当下的中西宪法理论，都是以民族国家为政治前提的，它一方面将世界历史建构为一个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单向运动，进而将政治共同体建构在高度同质的人民想象之中。按照这种理解，民族国家成为互相承认、形式平等的国际法主体，从而在一个新的结构下形成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共同体。

前者引发的革命海啸最终引发诸如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古老帝国的解体，后者则是包括法国在内的各种王政的垮台。⑨而根据后一种理解，人类结成政治体的前提仍然在于不可让予的自然权利，主要指财产权，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这些权利，就此而言，成文宪法本身包含了无法被个人意志或整体意志所否定的神圣条款，而捍卫这些权利和条款，使其免于多数人意志的暴政，就成为司法机关的神圣职责。[18] 上述宪法性文件中的臣民的同意被治理者的同意，以及国民授予的权力等规定，表明原来罗马法等古老民事法律中传统的权利委托与受托关系的原理，以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约定放弃自然权利走入政治社会建立政府并获得法律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古典自然法学说为中介，经政治革命转化成了代议民主制下的宪法原理和原则。

在世界范围内，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国家机关的权力，有一个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到受宪法限制的历史转变过程。《宪法》第131条和第136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赋予某些机关以更大权力，势必损害国家机关职权的合理划分和各司其职，使国家机关难以正常运转，造成国家机关之间的不协调和混乱状态，损害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制定全国统一的归化条例和破产法。

[37]参见童之伟《论宪法学新体系的范畴架构》一文对权、法权和剩余权(当时原文采用的相应的名词是社会整体权利、社会权利和社会剩余权利)的论述，《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第35-55页。宪法学是非常具有可比性的社会科学门类。

[8]所以，起源于欧美的法律创制和宪法创制传统，无论对于国家机关的权力还是对于个人的基本权利，在列举时都受这种法文化制约，因而制宪者(或立法者)在列举权力或权利时都非常谨慎。做好宪法学，需要广泛了解和研究法治发达国家的做法这些基本方式从近代到当代，从外国到中国，宏观的套路往往十分相似，尽管遵循的原则和具体安排有时有根本差别。在这方面，肖蔚云教授在《制定法律必须坚持以宪法为根据》一文中的有关论述比较有代表性，他说：宪法明确列举了国家机关的职权。

在马克思笔下，巴黎选民与公社政权之间是被代表与代表关系，也可以说是权力委托与受托关系，仍然服从代议民主的原则和逻辑。宪法本身限制权力的方式方法是非常有限的，从直接起作用的意义上说，限制权力首先靠设置国家机关权力清单和权力负面清单，并使之在宪法实施过程中能够得到尊重。关于行政权的具体范围，美国宪法具体做了一些列举，包括军队统帅权、缔约权、人事任命权等等。④执政党组织机构的领导行为与国家机关职权衔接、互动关系。

第三件事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宣布并成为制宪大纲融入法国宪法。中国《宪法》设置国家机关权力负面清单的条款主要有：第5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美国宪法文本中针对国家机关的权力负面清单分布非常广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该官方网站还说，这些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议会主权原则，因为，至少从理论上看，国会可以废除造成这些变化的法律。反过来也可以说，若按中国宪法文本的标准，美国宪法文本出现不得的次数应当只有11次略强。《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学作品，包括各种文字和口头的，在其产生前，都应该有一个在超越本国的广阔范围内进行比较衡量和评价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通常是在宪法学产品生产者个人头脑中完成的。中国许多年来的基本情况是，法制在防止个人对个人的侵害方面的状况比较令人满意，但在防止公权力侵害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往往相对显得无能为力。限于文章篇幅，对这些需要下面只做简单叙述： 第一，若欲维持中国宪制平衡发展，形成良好宪法秩序，得保证由宪定国家机关在宪法列举的范围内行使权力。

第40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任意剥夺住宅。[17]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4页。

之所以如此，第一位的原因是中国宪法文本中几乎没有或极少有针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负面清单(下面马上会论及)，因而权力清单承担了限制最高国家机关权力的全部重担。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应是中国宪法学者维护的价值标准之一。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未列举的权力是无限权力，被列举后必为有限权力，即使列举得再多再详尽，仍然是有穷尽的，远不如宪法不列举时的权力来得多来得大。合众国不得授予贵族爵位。

例如，美国宪法正文并未列举任何个人基本权利，就是其制定者遵循传统列举原理的表现。《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第3条写道：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其中遵守宪法的基础性内容，其实正是尊重宪法确定的国家机关权力清单，包括国家机关清单。[10] 对于中国来说，宪法是近代以来基于本国基本情况和需要向欧美学习的成果，中国现行宪法与欧美宪法虽属两种不同历史类型，但仍然有不少共性。

所以，正确理解中国宪法限制权力的方式和运用国家机关权力清单限制权力的方法，对于法治中国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至于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怎么处理，那是性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

[21]代议民主制事实上将国家权力分解为所有者权能和使用者权能，代议机关等国家机关只拥有国家权力的使用者权能，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权能仍然留在人民或国民手中。中国多数已经作古的老一辈宪法学家，当年出于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尊重和照顾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力经济特点，一般不大愿意直接讨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的限度和对这些职权的限制，但他们其实有非常明确的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公权力主体法无授权不可为意识的。

因此，宪法当时规定的国家机关职权，原本就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做的配置。对这种宪法要素有所欠缺的格局，中国在宪法实施过程中该如何补救？从宪法逻辑上说只有不多的几个办法可供我们选择，其中包括：一是在今后的宪法发展进程中逐步充实国家机关权力负面清单的内容，但这得有足够耐心，须假以岁月。

中国宪法列举国家机关权力，最开始就是列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同时也是要求立法不得超出列举的范围。[36]这只是一种技术性指标的对比，不涉及宪法的性质和总体上的优劣。这部宪法获批准前，民众普遍要求确保一些权利，因而只好在宪法修正案中做了一些着重式列举，但为避免误用，同时单列了一条修正案(第9条)，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10]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美洲大洋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619页。

因此，国家机关手中的权力，包括最高国家机关的权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只能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必须也只能是有限的或受限制的。中国晚清政府于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它将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写进去，另外用其全部21个条款中一半以上的条款(第12条)规定君上大权，竭尽概括列举之能事，[27]此时的皇权确实够大，但显然不再是无限权力，已从登峰造极的高度后退了关键的一步。

[16]第二个事件是美国独立战争，具体说来是《独立宣言》发表和美国宪法获批准生效。在这27次中，专门针对国家机关的次数很少：针对全国人大的次数为0，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次，即《宪法》第67条第3项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其常委会可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根据英国国会网站介绍，这些限制包括：向诸如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这样的机构下放权力。现在中国国家行政机关的不少部门在实行权力清单制度，设立职权的正面和负面清单，这当然非常必要。